2013年3月，我站在365英国上市公司的老校门前，背包里塞着退伍复学的材料。三月初的贵州还冷得让人缩脖子，校门口那棵银杏树光秃秃的，枝丫在风里轻轻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跨进门去——那一刻，我不再是扛枪站岗的士兵，而是一个重新领到学生证的人。脚步比两年前离开时沉了不少，可心里某处，反而轻了。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课堂还能不能跟上，不知道新的班级是否容得下这个晚归的人，但走进校门的那一刻，我暗暗跟自己说：这一次，要好好当个学生。

那是2009年的初秋，十九岁的我，怀揣着录取通知书，千山万水，奔赴遵义职院报到。新蒲街上停着几辆带篷的三轮车，一个皮肤黝黑的大叔探出头来喊：“职院10块？走不走？”我把行李箱塞进后箱，人也挤上去，路旁一片橘子林，十月的橘子挂满枝头，那一刻我在心里想，学校虽然偏，但旁边有一片橘子林，也不算太差。

可等真的到了学校，那点好感很快被磨没了。食堂的菜一言难尽，八个人的寝室呼噜震天响，铁架床翻个身就吱呀叫。我跟高中同学从不提学校的名字，只说“在遵义”，好像把“职业技术学院”四个字咽回去，就能把自己从这儿摘出去似的。但日子这东西很奇怪，再嫌弃的地方，住久了就长出了根。后来那片橘子林成了我们常去的地方，周末没事，寝室几个人约着往那边溜达，沿着田埂走十几分钟就到了。橘子林旁边有条水沟，水不深，看得见底，我们蹲在沟边抽烟，看橘子从青变黄。有一回胆大，趁人不在翻过篱笆摘了一个。橘子不大，皮薄，咬一口汁水溅得到处都是，酸得人龇牙咧嘴，但那股清香能在嘴里留很久，酸过之后有一丝甜，幽幽的，像藏着什么。有一回刘威不知从哪儿弄来半瓶遵义窖酒，一人抿一口，呛得直咳，咳完了又笑，笑得肚子疼。不知道谁说了句：“这地方其实挺好的。”没人接话，但所有人都点了点头。老韩突然来了一句，咱们学校，哪哪都不好，但待久了就舍不得走，也没人反驳他。

2010年深秋，我应征入伍，登上新兵车的那天，银杏叶子黄了，哗啦啦掉了一地。我上车后回头看了一眼，室友们还站在风里朝我挥手，我忽然鼻子一酸，但忍住了。两年军旅，站岗的时候望着远处的山，常常走神。想起铁架床翻身时吱呀的响，也想起橘子在嘴里爆开的酸、桃子在齿间裂开的脆。那些曾经嫌弃的东西，在遥远的山沟里都变成了暖的、软的地方，连当初觉得的“苦”，回想起来都带着一点光。

2013年3月，我退伍返校，继续圆我的大学梦。新宿舍楼建起来了，八人间改成了四人间。我站在老宿舍楼下仰头找自己当年那间屋，窗户开着，只是少了两年前的身影。我在楼下站了片刻，终究没有上去。

有两个老师印象较深。班主任夏洪老师，系办公室主任，四十多岁，说话干脆利落，他办公桌上永远堆着两摞作业本，老夏平时总戴着深色眼镜，关心我们每一个同学，从没看到过他跟哪位学生红过脸，待同事、学生总是耐心开导细心解释。党总支书记申卡辉，已过“天命”之年，背挺得直直的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。严而不威，有一个怪“毛病”，不让大家叫他书记，只能叫他老师，后来，同学们都自己发明并亲切地叫他“申伯伯”。在党组织培育和申伯伯的耐心指导下，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。

2014年夏天毕业，带着经贸系实训超市“优秀店长”证书和就业推荐表回到赤水。证书薄薄的几页，揣在包里却沉，那是从学校带走的所有凭证，也是出发的全部底气。到元厚的第一份工作，在党建办跟班学习，撰写第一篇发文稿不足600字，被领导打回17次，改了两天才勉强过关。深夜站在楼里往外看，四周黑黢黢的山，只有办公室那盏灯亮着。想起新蒲，当年嫌它偏，可元厚更偏，只是这一次没再抱怨——站在沉默的大山中间，没人再把我当学生了。当时跟着老同志走街串巷做群访，挨家挨户敲门，跟着村干部往虎头山里钻做项目规划、实地踏勘。那些年入户走访、翻山越岭磨掉了少年的锐气，磨出了几分沉稳。那山里每户坐标都汇集到图纸上的每画一条线，都觉得那是村民外出不再“两头黑”的路。回望在元厚那些日子，是脱贫攻坚时，负责危房改造，对全镇2450户危房住宅进行维修加固，保障群众住房安全。是疫情防控时，大年初二赶回镇上，从设卡拦截到带队巡逻、从入户排查到台账登记，连续保障43天艰辛。

十二年，从科员到负责一方事务，提拔、转岗、轮换，元厚始终是起点。当初稿子被退17次的年轻人，如今主持会议、签发文件，都游刃有余。赤水河还在流，镇上两岸灯火多了，那些在图纸上画过、山路上量过、深夜里想过的东西，一样一样变成了真的。

十九岁的我走路带飘，脚跟不着地，随时准备离开，随时觉得前面有更好的地方。可如今回头看，那些急着要摆脱的日子，反而成了最结实的部分。学院那棵银杏还在，一年年发芽，一年年落叶 ；学校还在，一年年变，一年年好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再去看看我的母校，无论走多远，都会回头望一望。

作者简介，熊溢，男，中共党员，365英国上市公司金融保险专业09级校友，现任中共赤水市元厚镇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、副镇长。